股票融资功能 丝绸之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历史变迁研究_西域_中原_西北

自张骞凿空西城以来，丝绸之路成为贯通中西交往的重要纽带。固原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股票融资功能，是中原王朝通联西域、中亚、西亚的丝路重镇。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但以固原地区为重要据点的西北丝绸之路依然畅通，并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盛是推动固原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的基本因素，亦是促进西北边疆地区与内地不断趋同化、一体化的内生驱动力。

关键词：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民族融合；一体化

张骞开通西域以来，固原地区就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关中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的咽喉要塞。其南进关中而拱卫长安、襄守中原，北越六盘山而接通草原丝绸之路，西扼河西走廊而人广袤之西域，是为历代王朝经略西北地区之边镇形胜要塞。秦王朝以固原地区的萧关作为经略西北乃至西域的重要关隘，在统一固原地区的过程中灭义渠戎而置乌氏县，正式纳固原地区于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开启固原地区边塞重镇之先河。西汉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析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市)，其目的是强化西汉政府对于西北边疆之控遏，并以此为军事基地疏通经略西域之通道，开凿强盛西汉王朝之路径。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亲征高平，高平之平定为其扫平西北诸割据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在行政区划上承袭西汉旧制，仍设置安定郡，治高平，大大强化了固原地区的军事属性，其在固原地区设置完善的牧马机构，作为培育战马的中心基地，固原地区马政辉煌千年的繁荣景象自此而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休各个割据政权更新换代十分频繁，固原地区先后处于前秦、后秦、前赵、后赵、大夏、北魏北齐、北周等诸多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一历史时期，在行政区划上固原地区大多以军镇的形式而存在，军事地位十分凸显，成为各个割据政权的必争之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以高平镇改置原州，设郡县，进一步完善固原地区行政区划，重新疏通废弃百年之久的丝路通道，固原地区之地位进一步提升。概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但以固原地区为重要据点的丝绸之路依然畅通，并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这一时期，作为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载体的丝绸之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蕴、文化内涵以及时代价值，是推动固原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基本因素，亦是促进西北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与内地不断趋同化、一体化的内生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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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地区丝绸之路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犹如寸阴尺璧，而岁月漫长的战乱则是这一时期的主基调：中原地带群雄并起，战乱不休，割据政权此起彼伏，征战杀伐，制度失范，社会失势，民不聊生；西域地区亦是四分五裂，莫有统属，“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复详记焉”。游牧部族如鲜卑柔然者趁机染指西域，使得西域态势趋向更为错综复杂。这一时期，中原地区虽间或有短暂的统一王朝出世，然多陷身于巩固政权、镇压反对势力之涡中而不能自拔，基本无力顾及经略西域。中原王朝与西域之关系步入十分微妙的时期，“在北魏万度归伐取鄯善、焉者从而确立北魏对西域地区的有力统治之前，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已不如两汉时期那样密切，只是保持着一种不绝如缕的疏松关系”。即便如此，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丝绸之路交往并没有因为战乱与动荡完全阻隔。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自丝绸之路由西汉张骞凿空与东汉班固进一步拓展以来，两汉对西域之经略已颇具气象，使得西域与中原联系十分紧密，战乱与动荡无法阻止商旅驼铃与教士佛音往来其间，更无法隔绝各民族的交往迁徙和融合。二是魏晋时期，“阻碍丝路贸易发展的匈奴贵族已经衰败远遁，代之而起的鲜卑贵族势力又没有匈奴那样强大，所以这时期西域与内地的交通，中亚以及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来往，并未断绝”。三是在魏晋时期亦有相对安定的统一时期，如曹魏、西晋、北魏北周等政权依然在“朝贡体系”的主导下保留了与西域之关系，丝绸之路在官方的政治与商业交往层面在一定时期依然通联。就西北地区而言，河西地区诸少数民族政权(如诸凉)与西域之关系虽偶有断绝，但大部分时间基本上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络状态，而且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同程度的拓展，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原王朝与西域之关系。

三国曹魏时期，丝绸之路有新的道路开辟，在张骞通西域开辟的南道与北道的基础上，开辟出第三条通道，即中道。史载：

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两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羌转西，越葱领(岭)经县(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这三条通道连通着西域诸多小国，丝路南道上分布着且末、小宛、精绝、楼兰、鄯善、捍弥渠勒、于阗、戎卢、皮山等政权；丝路中道上点缀着龟兹、莎车、碣石、疏勒、姑墨、捐毒满犁、西夜等政权：丝路北道上逶迤着车师(后部王)、单桓、东且弥、西且弥、毕陆、乌贪等政权。曹魏统一西北以后，疏通与西域的丝路交通，先后设置戊已校尉和西域长史管辖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戊已校尉的设置由来已久，自西汉元帝时期设置以后，几经废置。曹魏统一河西以后，再次打通丝路通道，重新设置戊已校尉，治高昌，“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戊已校尉设立不久，曹魏又在丝路南道上的楼兰故地设置西域长史府，进一步加深了与西域之交往。曹魏时期，通联西域有两大据点显得十分重要：一个是敦煌，以敦煌为据点，丝路三道皆发自敦煌，再出河西走廊通联西域：另一个是原州(今固原市东南).原州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实际上有两条丝路通道经过原州，原州之萧关作为关中北面之屏障，由此西人河西走廊而南下关中长安，再进入中原地区，成为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中转站，在丝路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曹魏与西域之交往频繁和亲密程度远逊两汉，史籍所载西域诸国往来曹魏贡使寥寥可数，西域数十国中仅有焉者、龟兹、于阗鄯善、大月氏等五国与曹魏有一两次官方层面的朝贡或者贸易往来，这种局面正契合了杜佑之言：“自魏及晋，中原多故，西域朝贡不过三数国焉。”

司马氏取代曹魏以后，建立西晋政权，实现了暂时的南北统一，开始着手经略西域。其在西域延续曹魏之制，设置戊已校尉(治高昌)和西域长史(治楼兰)作为经略西域的两大政治机构，负责在西域地区的流民安置、屯田成守、商贸活动以及诸国之交往事宜。西晋时期，以固原地区为核心据点的丝绸之路基本畅通，散布在丝路南北两道的诸多西域王国均沿着河西走廊、固原地区再到关中长安、中原洛阳的路线，与西晋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如鄯善焉耆、疏勒、龟兹等均向西晋“贡献方物”，有些西域王国甚至纳子入质，“鲜卑力微遣子来献”“车师前部遣子人侍”“龟兹、焉耆国遣子人侍”，以加强与西晋之关系。西晋亦册封西域王国之首领以“晋守侍中”“奉晋大侯”“大都尉”等官职，甚至中亚地区的大宛首领亦被西晋册封为“大宛王”。这一系列政治层面的交往，充分说明西晋时期丝绸之路畅通，西晋与各国往来频繁，丝路南北两道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受到西晋王朝的控制和影响。正如杨建新、卢苇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所描述：

西晋时期，河西、西域交通畅通，到内地的各地商人络绎不绝。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河下游一带，是当时丝路的一个重要关口，这里出土了许多西晋政府发给内地、西域和外国商人的“过所”。“过所”上注明持证人的姓名、年龄、面貌特征、服装、所带P商品及商人的族别或国别。在出土的这些“过所”中，仅“月氏胡”(即今阿姆河流域一带的商人)所持的“过所”就有两件。还有一片“过所”残简记载：“□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采四千三百廿六匹”。文中所说“三百一十九匹”可能是指丝绸，也可能是指马骡等牲育，“买采四千三百廿六匹”，显然是指带颜色的织物。在丝路上一次就可运输这样多的丝绸，可见当时丝绸贸易量之大、商人往来之多和丝路繁荣的景象了。

西晋对于西域之经略十分短暂，在八王之乱前后，鲜卑秃发部在河陇、西域崛起，尤其是树机能在固原地区安定郡一带领导的起义，实际上阻隔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丝绸之路通道丝路交往暂时中断。但另一方面呈现的事实是，在少数民族控制的河陇之地，与西域之间的交往依然畅通无阻，这种状况一直留存于整个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割据政权林立，这些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与西域之往来，丝绸之路虽时有断绝，但总体上而言大多数时间依然保持畅通。前秦设置护羌校尉管理西域事务，并以吕光为大都督率大军远征西域，先后攻破高昌、焉者、龟兹等国，兵锋所至，“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吕光以河西为中心建立后凉政权以后，继续推行经略西域的政策，但其统治残暴，引起西域诸国强烈反抗，其对于西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大大松弛，但丝绸之路通道依然保持畅通，与于阗等国颇有往来。西秦、后秦、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皆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与西域之关系。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商贸据点，河西走廊上的敦煌、张掖、武威、酒泉以及高平(今宁夏固原市)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商贸据点，尤其是固原地区演变成通联中原、关中、河西走廊、西域的中转站，商贸地位十分突出。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商业之繁荣又推动了社会多层面的变迁，尤其是民族关系方面，各民族间交往的频繁、深入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如北凉时期，葱岭以西的粟特(中亚古地区名，约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等地商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大量粟特人定居于姑臧、高平等地，与当地人融合，逐渐华化，成为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与固原地区经济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促使西北和固原地区经济不断发展，而在经济领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一时期诸多政权对西域、河陇之地实行屯田开发、牧业开发以及移民实边，这极大地促进了西北以及固原地区的历史与社会变迁。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魏晋在西域诸国屯田是十分普遍的行为。依据现已出土的木简及纸文书所反馈的信息，魏晋时期在西域之屯田主要集中在楼兰、高昌、尼雅等地。关于楼兰屯垦情况，根据侯灿的考证，反映魏晋时期楼兰吏士屯垦成守的木简有10件。这些木简涉及内容包括垦种、牧养、作工、成卫等诸多方面，而且侯先生进一步认为：

1.曹魏西晋时期，在楼兰遗址不但设置长史，而且设置都督。长史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戍守屯垦，而都督之职可能是统帅和管理西域诸国的军队。

2.楼兰出土的许多魏晋时期的纪年简和中央朝廷的诏令文书，表明曹魏西晋对经营西域的重视，楼兰与当时的中原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隶属关系。那种认为西晋时期中原王朝无力经营西域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3.楼兰地区的吏士，除了耕垦、牧养、作工、成卫之外，也从事一些买卖活动，有的官吏还使用奴婢，出租土地。

关于高昌屯田，相关汉文文书均有记载。唐长孺解读汉文文书认为，两部(屯田)“是否包括高昌全境不可知，但已包括很大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关于尼雅屯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斯坦因的解读，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在尼雅驻扎有军队，实行两套行政管理系统屯田是显而易见的行为：

大量汉文文书记述这样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它似乎说明，中国在这个时期对该地区的控制，不止单纯地限于军事占领。但中国设在像尼雅遗址这样一些地方的治所，与当地政府之间，在职能上有哪些划分，在细节上我们一直尚未探究明白。但无论如何，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中国对西域的控制方法，使我们先验地推定，当地统治者和他的政府代理人，在有关当地居民直接事务的共同管理中占优势。那些古代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东西，似乎明显地例证了这一观点。根据传卢文和汉文文书整个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判断，两套行政管理系统同时并行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怯卢文书在数量上的压倒多数表明，由本地政府管理的事务范围，应广泛得多。

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设置有专门管理屯田的机构大司农，管理西域地区的仓储农业、水利、屯田等事宜。当然对于西域屯田而言，除了受到大司农的总管辖以外，敦煌太守、戊已校尉、西域长史等负有直接经营和管理的职责。北魏统一以后，在西域地区广泛屯田，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北魏在高昌之屯田尤其兴盛，通过对文书信息的解读，可以明确关于屯田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屯田管理人员有“屯田参军”“屯田司马”“屯田吏”等；关于屯田区域，涉及高昌王国的交河郡、南平郡永安县等7个县，范围十分广泛：关于屯田分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军屯，一类是民屯“民屯由令尹总管，祠部及五威将军领导，侍郎、校郎、通事会史等负责组织，各地由城主县令负责，屯田吏、田曹、水曹等进行管理。高昌王国设有屯田司马、屯田参军，说明有军屯，军屯也由令尹总管，祠部、兵部、虎威将军领导，屯田司马、屯田参军负责组织，各部队由部队长官负责”。

北魏在固原地区之屯田和屯牧具体状况虽史无明载，但从间接的史料记载依然可以一窥其基本状况。关于屯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朝廷诏令安定、统万、高平、薄骨律四镇给沃野镇提供军粮五十万斛。太平真君九年(448)，朝廷又准许征南将军刁雍奏请在河西“造城储谷，置兵备守”之建议。这两件史实说明，在北魏时期，固原地区屯田获得了很好的成效，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而且有能力提供余粮作为军粮，尤其是置兵备守的决策意味着在固原地区分布着较为广泛的军屯，惟惜关于固原地区屯田的直接史料尚无发现。此外，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北魏曾于胡地城北设置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可见迁徙内地汉人至边疆屯田是北魏开发边疆的重要手段，亦充分说明北魏时期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包括固原地区移民屯田是普遍的事实。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又分别取代二者以后，继续在固原地区推行屯田的基本政策。如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针对边疆重镇颁行屯田令，其曰：“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这个诏令明确要求在边镇设置专门官员推行屯田，并且把官员屯田的成效纳入考核之中，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边镇屯田事业的发展。固原地区作为边镇要塞，为解决戍守士兵给养问题而广泛屯田是理所当然之事。尤其是李贤主政固原地区之时，“乃大营屯田”，军粮能够自给，同时“多设斥候，以备寇戎”，震慑沿边少数民族，“羌浑敛迹，不敢向东”。屯田自给的同时，亦强化了边疆镇守的力量，为中原王朝经略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魏时期固原地区之屯田，首先加速了固原地区农业开发和种植技术的更新换代，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其次，屯田开发促进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融合，促使固原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再者，屯田开发大多是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行为，管理屯田的机构亦管理当地民政，深刻促进了固原地区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固原地区的经济开发，除了屯田以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屯牧。自秦汉以来，固原地区就是中原王朝及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在西北的重要屯牧基地，牧业自古以来就十分发达，地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大动荡时代，固原地区演变成为多民族融合之所，鲜卑、匈奴、羌人、柔然等少数民族部族散居于固原地区，这些民族本身就擅长屯牧，再加上固原地区水草丰美、沟壑连绵、地域广袤，拥有天然的适宜发展畜牧业的自然环境，因而畜牧业发展十分迅速。史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北魏孝文帝时，固原地区的畜牧业规模依然庞大，成为战马主要来源地，“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大批战马运输至南方，即便运输途中折损许多，但依然未影响固原地区战马的繁殖，“而河西之牧弥滋矣”，足见北魏时期固原地区畜牧业之发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固原地区发现的多处北魏墓葬中，如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彭阳新集北魏墓、固原寨科乡北魏墓等出土有陶牛车等文物，进一步印证了固原地区畜牧业发展的繁荣状况。畜牧业之繁荣对于推动固原地区社会嬗变的作用十分明显：首先，进一步强化了固原地区边疆重镇的地位，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地位十分重要，固原地区成为官方重要的牧马基地，必然会促进其军事战略地位的上升，官方的统治势力亦不断增强，从而推动固原地区各项社会变革，使其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其次，官营之牧马与民间之牧马同向发展，加速了固原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固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再者，固原地区畜牧业之开发亦大大推动了民族融合，大凡少数民族多以畜牧见长，他们迁徙汇聚于固原地区，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下，各民族逐渐融合，意义非凡。

移民实边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发固原地区的重要举措。从本质上言之，移民实边与屯田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当时的固原地区而言又具有其独特性。魏晋时期，固原地区移民实边分为两类：一类是少数民族的迁徙与安置，这是移民实边的主要形式。固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少数民族争雄地，民族迁徙十分频繁，从根本上改变了固原地区的民族成分与社会结构。这一时期固原地区先后处于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北魏、北周、北齐诸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同时亦爆发多次起义，如高平起义、鲜卑树机能起义。这些客观上促进了固原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史载：北魏攻破赫连昌，很多少数民族被安置在汉富平县(今宁夏永宁县南)，因号“胡地城”。为保障固原地区的军事与政治重镇地位，北魏又迁徙敕勒三万家于河西诸地。皇兴四年(470)，北魏收降柔然万户，分徙其众于高平(今固原市)、薄骨律等重镇。公元6世纪初，高车(敕勒)国破，北魏纳高车降众，安置于高平镇。因而言之，五胡十六国时期，固原地区之民族迁徙与安置十分频繁，成为这一时期固原地区的主旋律。另一类是内地汉人迁徙至固原地区，这一类徙民之数量相对而言较少，主要是中原王朝在边疆屯田开发而主导的移民实边行为。但是其作用十分重大，他们把先进的农耕技术播撒到固原地区，迅速促进了固原地区农业发展，加速了固原地区民族融合。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与固原地区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整个西北地区而言不啻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固原地区作为当时的西北边疆重镇，亦是丝绸之路重镇，民族大融合之趋向如火如荼。纵观我国古代社会，丝绸之路推动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进程。换言之，丝绸之路成就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对于处在丝绸之路东道北段的固原地区而言更是如此。丝绸之路甚至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东亚经叙利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丝绸之路，因为是连结三个大陆的道路，所以其领域异常辽阔而复杂，有无数的民族与这条道路发生了关系。其规模之宏大，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之有关也毫不过分”。

魏晋时期，对于固原地区而言，丝绸之路最持久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其时，固原地区居住着羌、匈奴、大月氏、氐等少数民族，与境内之汉民族融合程度甚高，大量少数民族亦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固原地区，促进了固原地区民族大融合，形成了“西北诸郡皆成戎居”的鲜明格局。曹魏统一固原地区以后，凉州(今甘肃武威)休屠胡梁元碧等率两千余户归附曹魏，时任雍州刺史的郭淮徙置其众于高平，并置西州都尉监护之。两晋时期，固原地区的民族融合逐渐进入高潮，出现大规模民族迁徙的盛况，尤其是鲜卑的迁入，深刻地改变了固原地区历史进程，揭开了魏晋时期固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历史。史载，西晋泰始二年(266)，鲜卑徙至高平城，“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屯于高平川，与祐邻迭相攻击”，鲜卑鹿结部与原先迁入固原地区数量众多的“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互相斗争与融合，鲜卑族势力大增。西晋泰始年间，河西、陇右大旱，固原地区更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时任秦州刺史的胡烈屯兵高平，对饥民之反抗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终于导致以树机能为首的鲜卑族大起义。鲜卑人的反抗斗争加速了西晋之灭亡，尤其在反抗过程中，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贫苦人民都自觉地汇集到反抗大军中，客观上加速了固原地区民族大融合。

十六国时期，固原地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争雄地，匈奴、鲜卑、羯族、羌族、氐族先后以固原及其周边地区为核心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等政权直接统治固原地区，这些政权长期混战，导致固原地区社会残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在另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先后采用和实施汉化措施，“以及统治者组织的数次人口大迁徙，缘此，宁夏南部大地上出现了格局更为复杂宏大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在这期间，迁入固原地区的鲜卑部族众多，除了“河西鲜卑”“陇西鲜卑”，还有鲜卑秃发部和鲜卑乞伏部，其中秃发部建立了南凉政权，而乞伏部建立了西秦政权。鲜卑乞伏部首领没奕干长期据有高平，史载：“屯山(高平西)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主部落，至木易干(没奕干)有武力壮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今甘肃兰州)，东侵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数年间诸种患之。”鲜卑没奕干部以高平为基地，长期与前秦、后秦等政权周旋，进一步促进了固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国时期，匈奴铁勒部亦大量迁徙至固原地区清水河一带，并以高平为基地建立大夏政权。大夏政权之建立，正是在融合鲜卑乞伏部、鲜卑薛千部等诸多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结果。实际上，整个魏晋时期，民族融合主要是以各民族在战争中相互兼并的复杂途径形成的。因而，对于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言，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

十六国时期，一方面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引起各族人民进一步杂居，经济生活日趋一致，特别是与汉族人民的生活渐趋一致，中华各族的一体化意识加强，落后民族实现了民族过程的超越式发展，促进了我国西北社会的迅速进步。

北魏统一以后，固原地区民族关系更趋向复杂化。北魏在统一过程中，在固原地区安置了诸多降服的少数民族，如柔然、敕勒等部族。这样，在固原地区杂居的民族有汉、鲜卑、匈奴、敕勒、柔然、氐、羌及其他杂胡，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交往，互相融合，形成蔚为壮观的民族大融合态势。在古代社会，战争虽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但从另一个视角观之，战争是民族融合最直接、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在北魏统治固原地区期间，由于政治之腐败，爆发了由胡琛和万俟丑奴领导的高平大起义，这次起义汇集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各族人民在反抗北魏暴政的过程中，紧密团结，英勇战斗，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融合。北魏分裂以后，在西魏、北周统治之下，统治阶级通过恢复社会经济、移民屯田等措施推动固原地区民族融合持续前进。

必须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推动固原地区民族融合的持久力量实际上来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推行的汉化政策。马克思言：“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魏晋乱世，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先后建立少数民族政权，“而或崇尚儒术，建设学校，明饮射之礼，旌鸿硕之才”。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统治过程中，大多数受到汉族先进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十分乐于遵从儒学、争为正统、推行汉化，从文化上推动了民族大融合。前凉统治河西之时，“课农桑，拔贤才”，“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劝课农桑，广兴学校，招纳贤才，使得国力迅速强盛。后秦在姚兴统治时期，遵循汉官法制，广开言路，大兴儒学，形成“学者咸劝，儒风盛焉”的繁荣局面。匈奴赫连氏以固原地区为中心建立大夏政权以后，虽然崇尚武力而轻慢儒学，但在建立传统的文官制度以及重用汉人方面亦颇有建树，这也是大夏政权能够强盛起来的基础。其后氐族建立的后凉政权、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沮渠氏建立的北凉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汉化政策，加速了民族融合。而对于汉化政策之推行，最为彻底的当是北魏孝文帝之改革。北魏统治时期，不断吸收汉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在文化上重用汉族士人，一大批“德行清美、学优义博”的儒学饱学之士受到重用，成为辅佐北魏推行汉化政策及促推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西魏、北周统治固原地区时期，原州(今宁夏固原市)人李贤注重文化建设，力主推行汉化政策，深刻地推动了固原地区各民族的大融合。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以儒治国，辨正国祚，从根本上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并为此后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与固原地区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不断推动固原地区文化之变迁。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固原地区演变为三种文化交流与融合之地：中西文化交流汇聚之地、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之地以及汉文化传承繁盛之地。

毫无疑问，固原地区是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咽喉、丝路之重镇，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固原地区作为中原连接河西走廊最近的丝绸之路通道，自张骞开凿丝绸之路以来就是丝绸之路重要的枢纽与贸易集散地。魏晋之际虽为乱世，但丝绸之路依然畅通，固原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汇聚之地。由西域而来的使者、商人及传教士经由河西走廊进入固原地区，再由固原地区入关中至长安、越函谷关进入中原、穿武关进入南方，固原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以考古发现的视角言之，魏晋时期丝绸之路成就了固原地区文化之变迁。发掘于固原地区有关北朝、北周时期的墓葬达数十座，其中最为有名的是1981年发掘于固原西郊乡雷祖庙村的北魏漆棺画墓、1983年发掘于固原市南郊的李贤夫妇墓、1984年发掘于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石洼村的北魏墓两座、1987年和1991年发掘于固原三营镇化平村和寨科乡李岔村的北魏墓、1993年发掘于固原市南郊的宇文猛墓、1996年发掘于固原市南郊的田弘墓。这些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总数逾千件。透过这些文物，能够十分清晰地见证魏晋时期固原地区文化之变迁。

在上述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墓葬品种类较多，且大多数来自中亚和波斯，说明固原地区在魏晋时期深受中亚和波斯文化之影响，而这种文化影响之传递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北魏漆棺画上的漆画内容与风格受到了中亚地区萨珊贵族宴饮风尚的影响。出土的鎏金银壶，渲染有古希腊神话传说，融合希腊、罗马、波斯萨珊、印度以及中国多元文化因素，深刻地反映了固原地区中西文化交流之盛况。出土的凸钉装饰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意味着玻璃碗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固原地区，具有强烈的文化交流之意义。另外，固原地区还出土了鎏金银器、青金石镶嵌指环等西方系文物，“是了解当时东西贸易路线以及实态的重要出土实例”。出土的陶俑和铁刀亦散发着浓郁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特色，陶俑之制作完全保留了中原制陶工艺，而铁刀的双附耳佩戴法源于波斯萨珊王朝，魏晋时期传入中国，成为我国古代主要佩刀方式，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出土的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一枚和东罗马金银币五枚蕴含有更深刻的文化意象：这些金银币只有在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中心才会发现，这说明魏晋时期固原地区就是丝绸之路贸易中心地，而且这些金银币的出土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固原地区的汇聚，与中原文化交流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概而言之，魏晋时期，固原地区文化之变迁是深刻而富有时代意涵的，中亚文化、西亚文化、欧洲文化、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相互汇聚、融合、映照、促进，进而融为一体，灿然夺目。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通联，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魏晋时期传入固原地区，并在固原地区孕育了浓郁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各民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构成了魏晋时期固原地区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传入固原地区的佛教文化，是丝绸之路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以须弥山石窟为代表的原州众多佛教圣地以及出土的大量有关佛教的青铜造像，印证了佛教在固原地区之兴盛。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薛正昌认为其最早开凿于前秦和后秦时期，其原因主要有：前秦苻坚尊崇佛教，佛教僧侣甚众，产生了释道安等高僧，他们广译佛经，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前秦民族与宗教政策宽容，各种宗教自由发展，包容开放，为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前秦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与西域的联系不断加强，为佛教的传入创造了条件；后秦姚兴更是尊崇佛教，其时产生了大批著名的佛学大师，再加之这一时期禅法流行，完美地与石窟的开凿融为一体。以须弥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之开凿，至少在北周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和流行了。固原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其重要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体现在：首先，这确然印证了魏晋时期固原地区为丝绸之路重镇，使者、商贾、传教士穿梭于丝绸之路，汇集于固原地区，掀起了文化交流之高潮。其次，从石窟的造型和艺术形象观之，造型宏伟、雕刻细腻，反映出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融合，尤其是有些石窟的人物造型，在保留了少数民族特征的同时，明显有了汉化的标志，充分说明固原地区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再者，有些石窟人物造型佩戴有项圈等装饰品，透露出强烈的世俗化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说明佛教文化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深刻影响到人们的具体生活，推动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之深刻变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固原地区产生了很多杰出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名人，他们或长于军事、或善于理政，在治理固原地区过程中，维护一方之安定，践行传统文官制度，推动固原地区经济开发，管理丝绸贸易和商贾往来，描述固原地区风土人情，功莫大焉。概而言之，魏晋时期固原地区主要的历史人物如表1所示。

在某种程度上言之，历史人物及他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行为对于一方之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换言之，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社会的象征，就是文化变迁的有力推动者。因而言之，魏晋时期上述治理固原地区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实践活动推动了固原地区文化与社会之变迁，成为固原地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

结 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股票融资功能，在长达36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北地区基本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唯有西晋和北魏短暂统一。无论动乱时期还是统一时期，作为西北边疆之地的固原地区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西晋在固原地区设置安定郡，北魏在固原地区设置高平郡，使得固原地区成为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为以固原地区为中心，控制丝绸之路通道，穿越河西走廊，进而经略西域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为其主色调，但以固原为中心据点的丝绸之路依然畅通，并长期发挥着通联中西的重要作用。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固原地区的政治治理、经济开发、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熠熠生辉，促使西北边疆地区与内地不断趋同化、一体化，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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