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的配资 李自成山海关惨败并非腐化堕落所致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波诡云谲。大时代的泥石流裹挟着每个人。有的成为庸碌无谓之辈，有的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站在风口浪尖，把控着历史的走向。

1644年3月19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城，明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当天李自成进入北城，明朝灭亡。当时大顺政权深得民心，凭借兵威迅速接管了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着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而山海关外的明军在平西伯吴三桂和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到关内，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同投降了大顺政权。并跟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南方大部分都在明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下，张献忠还在进军四川途中。这就是当时的全国形势。

不管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比，南明和大顺政权都是最强的，这两个集团势均力敌，都具备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实力。清稍弱，大西最次。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强先后出局，最后天下为一个落后的部落政权所取得。不得不令人掩卷长叹。

当时北方的情势非常有利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但是从李自成占领北京到一片石大败后退出北京，总共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为何失败的如此迅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毛主席曾经肯定过《甲申三百年纪》中的观点，并曾在西柏坡告诫将要进入北京城的高级领导人不要做李自成。因此，李自成集团在取得政权后迅速腐化堕落，一直被认为是其败亡的主因。但顾老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自成的败亡并非是腐化堕落，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李自成集团在取得政权后，没有及时的完成从农民起义者向地主阶层的转变才最终导致其失败。

在1644年，大顺军接管了明朝极大的疆土，大批的明朝官员将领投降大顺。李自成当时的任务是迅速稳住阵脚，一统天下。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入手。当时的政治形式是非常有利于大顺政权的。腐败的明朝政府业已败亡，清朝也只存在于关外。而张献忠仅局限于四川一隅之地。广大汉族人民对新生的大顺政权充满期待。如果李自成能够顺势而为，团结汉族各个阶层人民，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逐鹿中原，天下归一并非没有可能。但李自成集团内缺乏远见之人，不能高瞻远瞩，应对全局。对于当时的全国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此也就制定不出具有战略性的政策。当崇祯帝自缢身亡，北京的明廷已经消亡，大顺的主要敌人也就发生了变化，能够跟大顺争夺天下的是关外的清朝，而非残明。而大顺军占领北京城最鼎盛的时期，仍然把对地主缙绅的追赃助饷作为其一项基本政策在执行。而不是制定出长期的赋税政策来供应政府和军队，把缙绅们变成了自己最大的内部敌人。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权不可能长久下去。流寇思想还在主导大顺政权的施政方针。追赃助饷打击面非常广大，几乎所有的明朝缙绅官僚都没有逃过。大顺政权能否在北京长久的立足下去，跟这些缙绅阶层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立足未稳的新政权，仍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而继续打击地主缙绅，虽然得到了民心，却失去了执政基础，那就必败无疑了。明太祖和新中国也都曾经严酷的打击消灭地主阶层，并切很成功。有人据此反驳，那是他们忽视了一点。不管是明太祖还是毛主席都是在政权稳固后才实施的。这时候的地主阶层根本不具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李自成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取得政权后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蜕变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在军事方面李自成同样缺乏战略眼光。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割据集团政治和军事都是紧密相连互为依附的。一个领袖的政治和军事才略也是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的。纵观李自成的一生，他只能是一个优秀的统帅，而非英明伟大的领袖。明朝末年的全国形势和元朝末年极其相似，但逐鹿天下的各路豪杰却相差甚远。明末和李自成争夺天下的各方势力的领导人水平均不高，多尔衮能够带领清军最终胜出，有其偶然性。也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弱。这完全不是当年朱元璋对手的水平。朱元璋的明朝是其经过九死一生腥风血雨中搏杀出来的，没有半点的侥幸和偶然。朱元璋是自己强对手也强，而李自成是自己弱对手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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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军占领北京城后，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主要敌人已经从明军转换成了清军。而还是把主力放在了应对南方的残余明军上，而对于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只是一厢情愿的寄希望于吴三桂等降将。顾老在书中书认为李自成没有重视清军这个对手，但我觉得他根本就是选择性的忽视清军的存在。因为除了派人去招降吴三桂等明军将领外，再也看不到他对于关外清军有何应对之策。

多年的军事生涯，不可能让李自成看不到清军的威胁。但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却把这个潜在的对手给遗忘了。不管是无视，还是疏忽，都反映出了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不足。缺乏战略远见，没有领导天下的气概和胸襟。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上其短视更加暴露无疑。当时的军事力量以大顺军为最强，但在北京这么重要的地区却没有集结重兵防卫，而是把主力分兵在西北后方，并在占领湖广、山西、河南、

山东等地后进一步分兵和残明势力形成对峙局面，也因此牵制了大批兵力。明廷一直称大顺军为流寇，可是在他们占领北京这个标志性的城市后，却不流动了。而要分兵驻守各地，可以理解是想稳定消化胜利果实。却为时过早了，因为天下还未平定。这时候只要把西北的老根据地守住，其他军队都可以充分发挥大顺军流动作战的长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能够把敌军消灭，还有谁会去抢地盘吗？分兵把守这是典型的小农意识，小富即安。在整体的战略思想和策略已经偏离的情况下，局部战役的胜利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何况在山海关这个兵家必挣之地又获惨败。对于整体战局的影响就更是灾难性的了。这场战役直接决定了是清还是顺来统治中国。在如此重要的关口，李自成却未派任何心腹大将去镇守，而还是委任吴三桂等明朝降将来把守险关。看是为了显示信任，实则是非常愚蠢的决定。当时吴三桂投降只是随大流的形势所迫，信心并不坚定。如果形势逆转他一样会反叛。所以，李自成在对山海关的镇守人选上犯的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为山海关战局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政治上失去了地主缙绅阶层的支持，军事上又在关键的山海关战局中大败。从山海关败回北京的残兵并不足以固守待援，守城士兵不足，援军太远，敌军却近在咫尺。所以最佳的选择就是弃城而逃。所以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举行完登基大典后便带领军民匆匆逃离了北京城。其后北京被清军占领。这也标志着大顺政权由盛转衰。李自成离彻底失败的日子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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